選擇保護自然的政策和行動，自然才能保護我們
IPBES科學家聲明全文：
只有一種物種應該對武漢肺炎（COVID-19）大流行負責——人類。與氣候和生物多樣性危機一樣，最近的大流行病是人類活動的直接後果——尤其是我們的全球金融和經濟體系，這一體系基於一種不惜一切代價鼓勵經濟增長的有限範式。在克服當前的危機挑戰方面，我們擁有一個很小的機會窗口，來避免種下未來危機的種子。
像COVID-19這樣的疾病是由微生物感染我們身體所引發的——影響人類的新興疾病有70%以上源自野生動物和家畜。然而，大規模流行性傳染病是人類與這些攜帶病原體的動物之間，有著越來越頻繁的直接接觸（通常是衝突）造成的。
猖獗的森林砍伐、不受控制的農業擴張、集約化農業、礦業和基礎設施，以及對野生物種的開發利用，這些都讓疾病從野生動物往人類蔓延的途徑上，創造出一場「完美風暴」。這樣的情況經常發生在最易遭受傳染病侵害的社群區域。人類活動顯著影響地球3/4以上的陸地表面，破壞了超過 85%的濕地；還有1/3以上的土地和近75%的可用淡水，用於農作物和牲畜生產。
再加上不受監管的野生動物貿易和全球航空旅遊業的爆炸性增長，不難想見，東南亞某種蝙蝠身上無害傳播的病毒之一，是如何導致近200萬人感染，帶來數不清的痛苦，世界各地的經濟和社會活動被迫中止。這些都是導致大流行爆發的人類推手。
然而，這可能只是個開始。儘管動物傳染給人類的疾病每年已造成約70萬人死亡，但未來爆發大流行的可能性仍然非常高。據信，在哺乳動物和水鳥體內仍存在多達170萬種已知能感染人類的不明病毒。這些病毒中的任何一種都可能成為下一個「疾病 X」（Disease X）——潛在地比COVID-19更具破壞性和致命性。如果我們不極度謹慎，忽視我們今天所做的選擇可能造成哪些影響，未來爆發大流行的次數可能會更加頻繁，傳播得更快，對經濟影響更巨大，同時造成更多人死亡。
最急迫的是，我們需要確保當前為了減緩疫情衝擊的措施本身，不會放大未來爆發和危機的風險。對於現階段實施的數百億美元復甦和經濟振興計畫，應該以三大重要考量因素為核心。首先，我們必須確保環境法規的加強和落實——只部署那些具有可持續或環境友善的活動，提供振興方案。在此時放寬環境標準、支持集約農業、長途運輸（航空業）和依賴化石能源部門，可能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，但若沒有伴隨根本且急迫的轉型要求，這樣做反而會在本質上「資助」未來大流行的爆發。
其次，我們應該在所有從全球到地方的各層級決策中採用「健康一體」（One Health）的策略——人類健康、動物健康、植物健康，以及我們共處的環境健康，彼此之間複雜的相互關係。例如，林業部門通常制定與森林砍伐有關的政策，利潤主要由私營部門獲得，但公共衛生系統和地方社群往往必須為由此爆發的疾病付出代價。「健康一體」可以確保更好的決策，將開發行為對人類和自然的長期成本和後果，一併考慮進來。
第三，我們必須提供醫療系統適當的資金和資源，並鼓勵在面臨大流行風險時改變行為。這意味著要動員國際資金，在新興疾病出現的熱點區域建立起醫療量能（如診所）、監測服務（特別是與原住民和地方社群合作的監測）、行為風險調查，以及具體的介入計畫。此外，還需要為高風險的經濟活動提供可行的、永續的替代方案，並保護最脆弱族群的健康。這不只是簡單的利他主義，而是為了所有人的利益，是至關重要的投資，從而防止未來全球疫情的爆發。
或許最重要的是，我們需要徹底改變——正如去年的IPBES全球評估報告（即發現100萬種動植物物種在幾十年內面臨滅絕風險的報告）所強調的那樣：在涉及技術、經濟和社會因素的整個方面進行根本的、整個系統的重組，包括典範、目標和價值觀，促進所有部門承擔社會和環境責任。儘管這聽起來令人生畏且代價高昂，但與我們已經付出的代價相比，就顯得微不足道了。
應對COVID-19危機，這是對我們所有人的呼籲——正面迎戰不想徹底改變的既得利益者，終結「一切照舊」（business as usual）的模式。我們可以更好地重建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、更堅韌地走出當前的危機，但這意味著選擇保護自然的政策和行動，這樣自然才能保護我們。
[註1]
Josef Settele、Sandra Díaz、Eduardo Brondizio：為2019年IPBES報告《全球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評估》的共同主席。
Peter Daszak：為「環保生態健康聯盟」（EcoHealth Alliance）主席以及IPBES下一份報告的範圍界定專家，這份報告將探討氣候變遷下，生物多樣性、健康和糧食之間的交互關係。
參考資料
- IPBES科學家聲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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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轉載自台灣環境資訊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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