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也是為什麼在歐盟、美國、日本等國家，已經開始針對「後疫情時期」（Post-coronavirus era）下的農業發展進行各種策略的擬定，因為在這種持續性的影響之下，我們所需要面對的是既有生產體系、貿易體系，以及消費行為的總體轉變。更直白來說，武漢肺炎後的時代，終結的是過去數十年全球農業的政經發展情境。
倘若我們進一步回顧「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（IFPRI）」、「International Maize and Wheat Improvement Center」、「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」、「Agricultural and Rural Convention 2020」等，聚焦於疫情對於農業生產影響的重要組織觀點，可以發現武漢肺炎對於農業所帶來的影響可以歸納為兩個面向：首先是「疫情對於全球糧食貿易體系的影響」、其次則是「疫情加深農村經濟安全不穩定性」。
糧食保護主義？疫情對於全球農產品貿易的衝擊
隨著疫情持續擴張，3月份時，包括俄羅斯、塞爾維亞、哈薩克斯坦、越南、埃及、印度、柬埔寨等國家，分別提出限制農產品出口或者暫停出口的措施。主要的考量可以歸結為兩種類型：首先，如俄羅斯、越南、泰國等考量病毒持續擴張，為避免出現國內「糧食短缺」，因此暫停農產品出口；其次，如印度、埃及等由於國內的人員、經濟活動受到限制，連帶影響農業生產、農產品物流體系等運作，因此暫停農產品貿易。除此之外，南美洲的巴西、阿根廷雖然尚未提出農產品出口的限制，但受到貨運、港口的停擺，也提出降低貿易，來緩解貨品停滯於港口的風險。
備註：不同國家提出時間與施行時間不同，且禁止項目也可能進行動態調整
資料來源：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（2020/3/17）「New government measures to combat COVID-19 virus」、Bloomberg（2020/3/23）「Russia Starts Some Food Export Curbs, Weighs Further Limits」、The Economic Times（2020/4/15）「Indian begins export of major farm items amid COVID-19 lockdown: Government」、Mai Ngoc Chau（2020/4/23）「Spoiling Rice in Vietnam Show Perils of Food Protectionism」。
不難發現曾針對農產品出口提出限制的國家，都在全球農產品市場扮演要角，比如俄羅斯、哈薩克斯坦是全球小麥的重要出口國，而印度、越南則是全球稻米前三大的出口國，3月下旬這些國家提出禁令的時候，頓時讓全球農產品市場發生震盪。
對此，像Bloomberg、OECD就提出—「糧食保護主義」（Food Protectionism）觀點，認為隨著疫情擴散，糧食成為穩定國內社會的要素，因此多數國家傾向禁止、降低農產品出口等具保護主義特徵的手段，來防止國內出現糧食短缺的危機。
然而，事實上全球農產品市場發生的情境要更為複雜，非常難以「糧食保護主義」（Food Protectionism）一詞就可以概括。比如以印度、阿根廷、巴西等國家所面對境況來看，這些國家在全球農產品出口下降，事實上，該國政府並未提出出口禁令，而是因為受到人員封城、港口海運停擺的衝擊，為了避免大量的農產品因為存放港口而腐壞，因而嘗試在生產端進行限制，來降低疫情對於農業經濟的危害。
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看，大約可以3月底作為區分的時間點；3月份之前，全球的農產品貿易市場，確實受到「國家限制糧食出口」的影響，在「需求端」造成市場恐慌，但3月份之後，全球農產品貿易市場所面對的是在「供給端」的缺人與停滯所帶來的連鎖效應，而這樣的效應相對於前者，所造成的衝擊要更加的嚴重。因為現代農業生產體制，絕非僅有生產者（農民）、消費者兩端，中間層的裝運、配送、物流、貸款、金融保險等現代化系統也非常關鍵，尤其對於農產貿易來說更是如此。
如果以農產品的安全存量來看，倘若疫情仍然無法受到抑制，那麼約於今年下半年，以小麥、稻米、玉米、葵花籽等農產品為原料的食品或初級工業，便可能要面對到原物料缺乏、價格攀升的問題。無論是出口國、進口國來說，都會造成非常嚴重的衝擊，只是不同國家所面對的問題不同而已。但相同的是，面對這樣的情境，將會進一步改變全球的農產品貿易結構：
第一，不同國家之間的農產品出口、進口契約將會重新進行談判，「雙邊貿易」談判將取代「多邊貿易」體系，諸如UN、WTO、FAO等跨國組織發言權與政治正當性將會持續被弱化，農產品出口優先性、出口額度將會成為國際政治手段；第二，不同國家都會嘗試降低對全球貿易的依賴，因而，會嘗試重新擴大國內農業生產結構與比重，除了小麥、稻米之外，可以製成工業原料的玉米、豆類也將成為各國調整農業生產的重點，換言之，政府將會擴大部分關鍵經濟作物、技術作物的生產比重；第三，為了強化國內農業生產的適應性，國家將會尋求生物科技的支援，比如基因編輯（Genome Editing）等技術，將會受到更高度的重視，但技術的安全性與倫理風險也將會提高。
農村經濟的崩潰？農民經濟安全問題持續浮現
疫情對於不同產業、個體經濟活動的影響不盡然相同，但包括OECD、EU等組織，卻不斷呼籲要重視疫情對於農村經濟、農民生計的影響，而如果缺乏國家政策扶助，則有可能會造成完全性的經濟崩潰。
這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層面：首先，農村的生產與經濟活動受到封城的影響，而陷入停擺，而收入完全仰賴農業的農民，會直接受到經濟收入缺乏的衝擊，即使人員可以到達農田現場，農業勞動力也可能面對不足；其次，既有的銷售體系、農產運銷體系，包括經銷與物流配送等也可能出現停滯，原本「產」與「銷」分工系統崩潰的情境之下，造成農產品生產出來後，無法立即運送到消費者端進行銷售，進而衝擊到農民的收入。
資料來源：ICRISAT（2020/4/18）「Containing COVID-19 impacts on Indian agriculture」、Ugo Gentilini et al.,（2020/3/20）「Social Protection and Jobs Responses to COVID-19: A Real-Time Review of Country Measures」、Government of Canada（2020/4/23）「Canada’s COVID-19 Economic Response Plan」。Suhyoon Lee（2020/3/17）「South Koreans are coming to the rescue of the country’s coronavirus-hit potato farmers」、USDA（2020/3/26）「Coronavirus and USDA Assistance for Farmers」。
面對農業經濟可能的崩潰，3月之後，包括泰國、南韓、加拿大、印度、美國等，便開始擬定緩解衝擊的方法，一般來說可以進一步分為農民「社會救助」（Social Assistance）與「社會保險」（Social Insurance）兩種最為常見的社會扶助類型。前者一如政府直接對於農民生活的現金給付與補貼，後者則回到農民職業社會保險體系之中，來降低農民因為疫情產生的經濟風險，並且維持農民「基本收入」保障。
就目前國際上的發展案例來看，短期3個月至半年內會以「社會救助」為主要手段，直接提供農民經濟收入補償；但長期來說，會逐漸回到社會保險的體系之中來思考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南韓除了社會救助之外，南韓政府也靈活地應用一些行銷工具，來協助農民銷售農產品，這類型的方式，也有效地協助農民擴展的市場銷售渠道，這也顯示出除了社會救助、社會保險系統之外，亦可嘗試多元化的農民扶助手段。
進一步彙整全球案例來看，疫情對於農村、農民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可能會有兩個：首先，疫情對於人員移動的限制，對於仍然高度仰賴人員勞動的農業來說，會直接造成生產現場缺工的情況；其次，相對於缺工，對於農民經濟影響更甚者，仍然為既有經銷通路的崩潰，造成崩潰的原因包括物流配送停滯、海空貨運停擺等等，而農產品相對於其他產品，整體生命週期較短，不耐久放，這點尤其會在缺乏冷鏈、足夠倉儲單元的中小型農企、個體農戶的經營情境之中被放大。
如果延續上述觀點來看，疫情對於農民經濟安全的衝擊，必然會超越現有社會救助的範圍，社會保險的範疇也勢必要持續擴大。與農業貿易體系相同，武漢肺炎對於農民經濟的影響也會是長期性的，未來的改變可能會有：第一，農民的耕作型態，可能會尋求更多自動化技術的導入，且專業分工的型態將更為明確，但這樣的過程，如無政府角色介入，也有可能進一步出現技術與資本密集的大型農企，有可能取代小型農戶的情況；第二，傳統農產品經銷方法將弱化，部分農民也將應用線上銷售平台等工具來進行銷售，但「數位落差」也將形成一種新的市場競爭要素，善用於新興工具與渠道來銷售農產品者，相對於傳統農民來說，在市場將更具有絕對優勢。
不難發現，疫情對於農民經濟的影響，絕非僅在於短期間的收入減少，更明確來說，疫情將改變農業經營與銷售的方式，並且藉由「新興技術掌握程度」、「數位落差程度」重新結構化農業經營與競爭市場，並且劇烈縮短這個過程。在此過程之中，受到最為嚴重衝擊者，莫過於傳統經營型態的小型農戶，這樣的改變不會因為未來疫情的消失而消退，它所帶來的是全面性的改變。
小農的回復力，是台灣面對後疫情時代的關鍵
除了「疫情對於全球糧食貿易體系的影響」、其次則是「疫情加深農村經濟安全不穩定性」之外，事實上，全球關注疫情對農業影響的討論，也包括關切病毒會不會大規模擴展到人類之外的動物，這對於畜牧業來說，所造成的影響將更為嚴峻。
總體而言，在「後疫情時期」之下，台灣農業要面對「外部」農業貿易體系的重新結構，而且糧食供給呈現高度不穩定，部分農產品可能會出現短缺、價格高昂情況，但這樣的危機不盡然是因為保護主義所造成，許多時候是因為海運運輸、物流配送系統的能力銳減有關，在疫情未被有效抑制之前，這樣的情況仍然會持續發生，但究竟是何種農產品會受到影響，則可能會因為不同國家的疫情發展情況而有差異，不過台灣相對仰賴進口的小麥、黃豆、玉米等穀物，受到衝擊可能性較高。其次，武漢肺炎對於農業、農民的影響，絕非是短期收入的影響，病毒對於農業的影響將從全球農業貿易體系開始，深刻改變整體農業生產結構，這是因為疫情帶動了新的產銷模式，而這樣的模式更加仰賴「數位化工具」的應用，但農業從業環境仍然有高度的「數位落差」現象，無可諱言的是，受到疫情最大影響者，莫過於缺乏資金、現代化技術的「小農階級」。對於以小型農戶為主體的台灣來說，疫情帶來的影響，必然要高過於如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等大型農企為主體的國家。
我們必須理解到的：「糧食危機」一詞是無法涵蓋疫情下農業、農民所面對的困境，絕非是因為部分農業生產國施行出口管制而已，武漢肺炎所改變的是近30餘年來的全球農業貿易體系，這裡頭除了農業之外，也包括了儲存、海運、經銷、物流等體系，其中還包含了國家的農糧調控制度。它更需要彈性化的治理手段與工具。
未來我們可能面對的最糟圖像是：全球糧食價格大幅提高，但國內農業生產環境卻無法回復到以往，輕則原物料價格上漲，重則，當西太平洋地區發生有限戰爭之時，屆時進而從農產原物料擴展到其他經濟系統運作的困難。目前疫情對於農業的討論，不能僅聚焦在短期的社會救助層面，必須持續關注全球政治經濟的發展，此外小農階級的生產環境是否能夠延續，則會是台灣面對「後疫情」的關鍵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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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轉載自台灣環境資訊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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