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於不同階級、地理位置等結構差異，社會各群體承受不均等氣候衝擊，也享有程度不一的調適能力。居住在海岸線、沙漠、極地等氣候脆弱區的居民，或身受社會底層壓力所苦，缺乏資源利用、政策參與甚至基本權利的弱勢族群，比起主流群體更欠缺調適能力，是一國境內極端氣候的首批受害者。他們可以是婦女、原住民、有色人種、窮人或是勞工。
工作坊主題環繞三大主題：氣候變遷與原住民、氣候行動與正義轉型、及性別與人權在NDC的實行情況。觀眾先是聆聽專家講座，再進行一個小時的自由討論，以簡報回答以下三個問題：
▍人權相關議題如何促進更有效的政策，提升調適、減緩行動的企圖心？
▍利害關係人的需求與能力代溝為何？
▍哪些能力建構方法值得效法？
首先，原住民擁有與大自然存在緊密聯結的特殊生活方式，與其延伸的語言、文化、歷史及價值觀，禁不起氣候變遷的嚴重打擊。現存政策不僅無法維持日常生活，官方氣候政策更犧牲他們的權益，例如肯亞為了發電需求，鋪設大型管線，將原住民從他們的土地驅離。多數與會者認為，國際社會需要制定一個強有力的政策，建立原住民平台保存傳統智慧（Traditional Knowledge）。政府也要在2020年將原住民議題納入NDC修正，連結「地方群體與原住民平台」（Local Community and Indigenous People Platform），立法保障原住民權益，增加部落充分參與政策制訂的機會。
其次，國際勞工組織代表Moustapha Kamal Gueye提到，由人類引發的氣候災難大幅降低工業產出，每年損失2300萬年工作時間（working life years）；同時，能源轉型雖然犧牲傳統產業，也將創造1億8000萬個工作機會。由此觀之，政府無論推動減緩、調適政策，都要面對潛在失業、收入損失及健康風險。除了增加社會福利支出，透過制度設計和多方對話，保障收入及社會安全，兼顧氣候行動與保障工作權益，落實正義轉型（just transition）。
關於性別等人權在各國NDC的實踐情況，UNFCCC性別事務負責人Fleur Newman指出，女性的脆弱並非源自性別而是歧視，加上缺乏教育及資源，導致女性比男性承受更多氣候變遷衝擊。發展中國家不得忽略氣候行動潛藏的性別問題，故一國氣候行動計畫應要反應性別（gender-responsiveness），並透過知識分享、溝通降低歧視。
最後，審視2015年由184國提出的NDC，僅有六國提及原住民權益，18國提及性別、勞工、食品安全和工作等相關政策。講者呼籲，在NDC納入人權並不會增加義務，反而增加氣候行動效率及培力成果，貫徹政策一致性，獲得大眾支持。在報告團隊中，與會者從個人、制度及環境層級出發，指出私部門缺席氣候行動，利害關係者之間欠缺共通語言。此外，提升公眾意識、獲得充足資訊以及參與，可以促使政府有效實踐1992年《里約宣言》的「原則十」。2020年之後，國家應思考如何將人權、技術訓練、氣候變遷教育納入NDC的政策方針。
「參與是落實人權保障的關鍵」，主持人感性地結尾。氣候變遷的影響對象如此廣泛，政府在建構減緩、調適能力時不該忽視各族群立足點不一的事實，推動氣候行動更不該恣意犧牲少數人的權益。如何透過法規制度，建立一個容納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平台，調節、彌補社會轉型造成的得失，讓少數人的聲音被聽見，將是明年各國政府修改NDC報告的重點之一。
附註
「原則十」源自1992年《里約宣言》，提出資訊取得、公共參與機會和正義落實是環境治理的基礎權利。聯合國環境發展署在2010年發表《巴里島守則(Bali Guidelines)》，讓國家實踐該原則。2012年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在《我們想要的未來》中重申該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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