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10月4日荷蘭境內唯一一座核電廠因延役決策缺乏公民參與，遭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 （UNECE） 正式裁定違反奧胡斯公約 （Aarhus Convention）。推動這項申訴的是綠色和平核能與能源政策專家楊∙哈佛坎普 （Jan Haverkamp）。自1980年代以來，他活躍於荷蘭、德國、羅馬尼亞、烏克蘭、保加利亞和捷克等多國環境倡議活動和核電廠環境影響評估，參與設計及執行過ENSREG （歐洲核安管制者組織）的核電廠壓力測試，也曾在2013年受台灣環保團體之邀來台進行民間版核電廠壓力測試報告。
和核電廠交手超過30年的哈佛坎普，對於核安和核災風險有著深刻的觀察，12日接受本報專訪，和台灣讀者分享他對核安、核災風險與核廢料的看法。
楊・哈佛坎普。圖片來源／賴慧玲
壓力測試不是核安保證
核能支持者常以核電廠通過國際標準的壓力測試，來宣稱核電廠安全無虞，但哈佛坎普直言，「通過壓力測試不等於獲得綠燈，因為審查內容無法涵蓋所有核災情境，包括福島核災的狀況。」
他解釋，壓力測試沒有所謂的國際標準 ，只有討論。核電廠是國家主導的領域，所以只有國家標準、指導原則或是相關規定 。但是，這些指導原則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，實際操作時必須自己去填補這些抽象原則留下的空白，而這正是困難之所在。所以，就算合乎國際性的指導原則，也有許多操作的模糊空間。
他強調，就算合乎國際性的指導原則，2013年ENSREG來台進行壓力測試時，歐洲專家仍提醒台灣四個核電廠面對的風險比日本還大，並且許多風險如地震並沒有被通盤考量過。「我寧可相信這些專家，而不是利益和核電廠相連的那些人。」而如果要嚴肅看待風險，就必須投資大筆金錢來提升核電廠的安全性，也會讓核電更為昂貴。
解決困難 流於「停止去想像其他可能的差錯」
身為工程師，他可以同理核工背景人士對「風險」的認知是「遇到困難就想辦法解決」。這種辨認問題再以後端處理機制解決的作法，常被稱作是「降低」風險。實際上做的卻是「停止去想像其他可能的差錯」，然後忽視那些超乎想像的問題。
「但風險指的正是無法被預見的問題。你可以建造一個足以抵禦大多地震威力的核電廠，但總有問題是你無法預知的。」他認為，如果一個場址會增加核電廠的風險，就應該重新選址。台灣地震帶幾乎無所不在，台電可以在末端盡可能做工程補強，但永遠無法「排除」風險，「這才是問題所在，而且它會從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。」
不僅如此，人們對核災的風險認知和核電廠外的環境條件也在改變。
例如過去對嚴重輻射外洩事件的頻率預估，是每一千年有4個反應爐，但現實上過去四十年的平均是幾乎每十年就一起 （1980年代以來車諾比和福島共4個反應爐發生核災）。不只頻率比我們預想的要高得多，而且核災的衝擊也比想像大得多。1970、1980年代對核災的經濟損失預估不過幾百萬歐元，但實際上福島核災的經濟損失超過2000億。除此之外，地球人口越來越稠密。像台北人口這麼密集的地方，明顯無法在核災中生存，因為今日人口數遠比興建核電廠時多更多。
他認為奧胡斯公約申訴成功的最大意義，就是UNECE 委員會指出興建核電廠時的環境條件早已改變，若要延役必須重新評估整體環境。「風險=影響程度×機率」，假設有一個可接受的風險水準，30年後當地人口加倍，就必須以足夠的技術措施將風險發生的機率減半。然而，擁核者拿來掛保證的安全標準，「從過去以來並沒有多少改變，只處理了核能技術辯論中能被想像的一面。」
福島核災衝擊 不能化約為死亡人數
另一方面，擁核人士常宣稱福島核災衝擊並沒有反核者預想的嚴重，至今只有一人因核災死亡而獲正式補償。哈佛坎普嚴正反駁，「福島核災災情沒有更擴大，是因為我們幸運。熔毀的爐心不是安全的象徵，而是風險的警訊。」
「我從沒說過核災會死幾百萬人，但我也不打算忽視福島核災中16萬名被撤離家園的災民。從災區撤離是重要的，而且能夠順利撤離這麼多人，是我們幸運。因為風向剛好長達15天來自對的方向，而且廢燃料儲存池剛好沒有崩毀。如果風向不對且儲存池崩毀，福島核災將遠比今日嚴重。」
「你不能說福島核災不算什麼。」他正色道，「福島核災展示了核能並不安全，即便你進行了所有的安全措施，在一個高度紀律化且組織完善的國家如日本，也會發生損失高達2000億的大災難，數以萬計的人被迫長期離開家園。」
他更反對輕率地用「死亡人數」作為衡量核災衝擊的指標。一來輻射導致的傷亡需要好幾年的時間才會慢慢浮現，從有限時間內做出的片段研究數字中看不出真正的死亡人數，而且因核災逝去的生命遠遠不僅於此。例如核災發生後不久，福島縣的雙葉醫院就有數十位入院者在緊急撤離過程中不幸喪生。二來，正是因為有成千上萬的人被迫撤離家園，才能把輻射受曝死傷的人數控制在數百或數千人。這些核災難民的生活處境和遭遇，不該被忽視，也無法被化約為冰冷的數字。「如果我們要討論核災衝擊，就認真討論在福島實際發生的事和每一個影響。」
「我們從福島核災中可以學到的一件事，就是當你遇上地震加海嘯的複合性災難時，核災是你最不想要面對的事。」
對於擁核者喜歡拿燃煤的死亡人數來和核災做比較，哈佛坎普不以為然地說，問題不在於發每度電會造成多少死亡。事實上，最先將中國等地的燃煤空污問題帶到公共視野的，正是綠色和平。如果擁核者想和他們一起為這些環境議題並肩作戰，非常歡迎。若要正視污染，鈾礦的開採對環境造成的巨大傷害，也必須攤開來談。
從源頭減量是解決核廢料的最佳方式
讓哈佛坎普致力反核超過三十年的原因，除了永遠無法被安全標準給排除的核災風險之外，還有至今懸而未解的核廢料問題。
「芬蘭？不，芬蘭也還沒解決，他們獲得了許可在地底下挖儲存場，之後還要申請營運許可，而這也牽涉到使用哪種儲存桶，這種儲存桶在瑞典被研發，但瑞典政府可能不會核發執照。如果瑞典無法生產這種儲存桶，芬蘭就有麻煩。就算他們有儲存桶，把核廢料儲存在這個地底設施裡密封起來，仍然還是個問題。」
哈佛坎普強調，就算找到最終處置場，核廢料和輻射風險依然存在，就像重金屬汙染一樣，「不會因為你說沒有問題就自動消失」。他反問，既然難以處置，何不從一開始就盡可能減少核廢料？ 「這是個好主意，而90%的核廢料來自核電廠。」
換言之，核災風險和核廢料問題是可以選擇和避免的。「這也是為什麼我希望奧胡斯公約能夠被落實，不光是談博爾瑟勒核電廠延期的年限，也要談延役後可能會發生的衝擊，我們能處理這些衝擊嗎？ 有哪些替代方案可以讓我們不用承擔這些風險？ 替代方案的成本是什麼？ 延役的成本又是什麼？ 把這些資訊都放在桌上看仔細，再來做出政治決定。」
他表示，「根據過去30年的經驗，我確信只要你毫無顧忌地把這些資料完全公開比較，就會得出核能不是最合邏輯的選擇。」
